访德意志盛名汉学家顾彬:学者要时时有所批判精气神

2020-04-17 00:19栏目: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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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利时鲁汶大学戴卡琳——

 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 梁秉均

研究汉学除了要有足够的语言能力以外,还需要一套正确且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。正确的研究方法不是简单地罗列、归纳和总结事实,而是要对事实进行分析。要想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小说,语言和研究方法缺一不可。 沃尔夫岗顾彬,德国汉学家、翻译家、作家。目前任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,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,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、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。顾彬所著的德文、英文、中文专著、译著和编著达50多部,主要著作和译著有《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演变》、《中国诗歌史》、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》、《鲁迅选集》六卷本等,主编介绍亚洲文化的杂志《东方方向》和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杂志《袖珍汉学》。 沃尔夫岗顾彬是德国著名汉学家,他着迷于中国古代文学,尤其是李白的诗歌;喜欢鲁迅,因为鲁迅具有批判精神近几年,顾彬更为频繁地来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。近日,记者在北京见到了这位年近70的老人。谈话间,顾彬对记者所提的每一个问题都认真思考,对每个回答都力求精准,他治学的严谨态度展露无遗。 1精英文学发人深省 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您是德国著名汉学家,研究中国文学对您个人而言有什么影响? 顾彬:汉学并不是我最初的研究领域,在这之前我研究过哲学和神学。即使来到中国,我也会向学生介绍德国当代神学,或者从德国当代哲学的角度介绍唐朝诗歌等。 我16岁就开始写作,迄今没有放弃。自20世纪80年代初,我开始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。我喜欢阅读中国文学作品,从中国古代哲学经典、唐朝诗歌、宋朝和明朝的散文到清朝的《红楼梦》,我都非常喜欢。尤其是《红楼梦》、鲁迅以及1979年后的中国朦胧诗派作品,这些作品对我的研究和写作思路有很大影响。 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在您看来,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堪称优秀? 顾彬:我喜欢思想深邃、语言优美、行文结构别具特色、远离市场的精英文学,例如中国的诗歌,这类文学作品能帮助我不断思考。可惜精英文学不太符合当下图书市场的需求。在当今德国、美国、中国的文坛上,有不少为了赚钱而写作的通俗文学家,他们的作品离市场太近,缺乏优秀的形式,语言也不够精练和优美。 2袖珍汉学致敬卫礼贤 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1989年7月,您和您的妻子一起创办了德文汉学杂志《袖珍汉学》。请您介绍一下这本杂志的情况。 顾彬:这本杂志取名袖珍,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德国汉学祖师卫礼贤的敬意,他曾于1928年创办名为《汉学》的杂志,但他在杂志创办后不到两年就溘然长逝;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能放在人们的口袋中,便于阅读。杂志一年出两期,上下半年各一期,由德国的汉学家、学者供稿,主要介绍中国哲学、优秀的中国作家及其作品,以及中外最新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现象等。我还主编了另一本杂志《东方方向》,主要介绍中国和印尼的当代文学,有时也包括日本、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文学作品。如果今后有机会的话,我希望能将它们带到中国。 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您未来的研究计划和研究重点是什么? 顾彬:除了每天翻译作品之外,我最近在写一篇探讨鲁迅的文章,同时还在撰写《中国古代思想家综述》,近期准备撰写庄子的部分。下一个计划是撰写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的部分,这大概需要花费两到三年的时间。在这之后,我要出版关于中国古代诗人的著作,共十卷。 3未来汉学家应该先学好古汉语 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您曾批评过中国作家和学者的外语能力,您认为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,语言能力意味着什么? 顾彬:谈到语言,我们不能将它单纯视作一种交流和沟通的工具。语言能让人类思考更多问题。如果你要为中文下一个定义,就应该从另一种语言的视角出发,挖掘中文的特色,如果不懂外语,就很难理解中文的本质。另外,许多惯用表达都只局限于某一种语言,例如中文无法准确表达出德语中的许多词汇,即使在辞典中也只能找到一些大概的解释。汉学家是文化传播的使者,在传播过程中如果语言翻译不到位,就会导致读者流失、传播效果不尽如人意等问题。 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时,我就遇到一些语言上的难题。例如,尽管我能大致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含义,但对它们在过去的地位和作用仍然会感到困惑。我们都知道,译本是研究汉学的重要学术资料。好的译本应该是语言精练、铿锵有力、立体而有说服力、语法正确、词汇丰富并且有节奏,有时候还会运用头韵的。在研究汉学的过程中,日本的译本资料是汉学研究重要的辅助工具,日本汉学家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中国古代汉语。 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那您对未来的汉学家有什么建议? 顾彬:首先,汉学家要学好古代汉语,因为古代汉语是中国文化的根基;其次要学好现代汉语。研究汉学除了要有足够的语言能力以外,还需要一套正确且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。正确的研究方法不是简单地罗列、归纳和总结事实,而是要对事实进行分析。要想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,语言和研究方法缺一不可。如果用我做例子的话,在研究过程中,我一般会先从问题本身和最基础的概念出发,进行分析和思考,我反对对已有的材料进行浅显的归纳和总结的研究方式。 要补充的是,一个真正的学者无论面对哪种文化,都应该时刻具有批判意识。 4因文化对立而产生文化赞同 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德国汉学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,研究的范围和重点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? 顾彬:按照时间跨度来看,德国汉学研究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。第一阶段从1909年至1933年,第二阶段从1945年开始到1970年初,这两个阶段的汉学家会中文的很少。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德国汉学从研究古代中国逐渐转到研究现代和当代的中国,尤其是政治、经济、现代汉语等方面。这是第三个阶段。第四阶段,我认为应该从几年前开始。现在的德语国家中有不少女性汉学家,从女性角度来研究中国的问题。第四阶段会持续多久,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。 总体上看,德国汉学家特别喜欢研究中国汉朝的历史、周朝的哲学、唐朝的诗歌,以及明、清两朝的戏剧。 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从启蒙时期至今,欧洲对汉学的看法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:一开始尊重并极力推崇孔子思想中的仁德,随后逐渐出现了对汉学的批评和轻视。中国对于欧洲而言,有人认为中国是帮助欧洲人更加了解自己的镜子,也有说法认为中国是欧洲的对立面,您认为呢? 顾彬:首先应该说,总体上,在研究汉学的过程中,欧洲人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好的,少数的批评意见并不能完全代表大部分汉学家的观点。但不得不承认的是,西方汉学家在研究汉学时,无法脱离自己的成长背景和历史文化,他们只能遵循自己的道德标准来看待中国的种种现象。 至于你说的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问题,我也思考过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,中国的存在对欧洲而言是一种挑战。从16世纪开始,欧洲人发现中国所记载的历史比《圣经》中所记载的历史更长,这促使欧洲人开始不断思考中、欧分别记载的历史孰对孰错。中国是不是欧洲的对立面?一些后殖民主义学者不允许中国有自己的特色,他们认为中国在过去、现在或将来都拥有和西方一样或相似的特点。后殖民主义学者试图说明中国哲学中也有柏拉图所提出的观点,试图证明柏拉图比孔子好,以及没必要看孔子的东西,等等。但我认为,他们没有认真研读历史,也很少研究作品原文,这种思想和做法完全歪曲了中国和欧洲各自的历史。 我认为欧洲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赞同也正是因为你所提到的对立。我们不需要赞同与自己相同的东西,但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差异巨大,我希望我们能发现孔子、孟子、庄子思想中不同于欧洲历史思想的部分,希望中国作家的思想和我们有所差异,否则学习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。 我还想说的是,欧洲与西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。如果美国是西方的代表,那欧洲与美国有很多不同。美国汉学家大多主张实践主义,但欧洲人更重视幸福,更重视认识自己和完成自己。

过去有一段时间,中国受到西方很大的影响,但是现在正在走回到关注自己的传统这条路上。未来,所有文化国家一起向前走,应一起跨文化交流。

  洪子诚:我同意最近有学者提出的中国的学者应该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,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。如果用西方的方式研究中国,难以找到解决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、文学问题的方案。不过,我们如何区分中国方式和西方方式?另外,用西方方式来研究中国,或者用中国方式来研究西方,说不定也会有创见。我们希望海外汉学家可以体会中国的实情,但又不希望他们过度中国化。

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鲁惟一——

  原文链接:

经济全球化强烈地影响着对不同文化的研究,同时也改变了文化和民族之间的交往。身份认同问题是这个影响的一种结果,也是中国和欧洲的共同挑战之一,应该说是一个“多元认同”的问题。

  孙郁:1928年,安冈秀夫《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》出版,周作人对其中描写的中国人的贪婪、堕落、世俗、功利主义看了以后觉得很痛苦。鲁迅和他看法不同,鲁迅面对批评是能够接受的。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,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喜欢看的是西方人对西方审视的文章,不愿意看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文章。他们更愿意从西方人对自我认识的审判中来发现主体的东西。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11月3日,在鲁迅博物馆,顾彬将自己“中国作家应该学习外语”的观点充分展开。在讲完自己对鲁迅的研究之后,他说,他为什么要求中国当代作家多学外语呢?因为,一个作家应该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,同时也应该把其他国家的作品翻译成自己的母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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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有时间都给了中国作家

先生笑着说:“出版图书多是国家发达的一种标志。不过,很多书没有人愿意看。如果能少写一些书、文章,会写得更好。”

  主要对话专家:

(编辑 丹丽)

  无论是西方的方法还是中国的方法都应该用,无论是研究中国文学还是德国文学,都是一定要这样思考的。

我的研究领域是蛮有国际性的,中国、日本等都有人在做,因为文献都是散的、有限的,在很长一段时期,我们只能埋头苦干,很难有突破。从这一点说,汉学研究道路是曲折的,但我相信,未来是光明的。

  有学者提出,中国的学者应该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,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。

大学时,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是我们必读的书,我对《中庸》特别感兴趣。我目前的研究方向是当代宗教问题,将来会涉及中国传统思想对宗教问题的反映。比如在《中庸》中找到对人生问题的思考,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。

  肖鹰:你说没有哪个国家的学者像中国学者一样去读西方。我觉得很残酷的是,中国学者对西方的阅读都是快餐式阅读,研究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可以不懂法语,研究顾彬可以不懂德语,甚至天天有人谈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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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梁秉均:我来自中国香港,也许我可以介绍一下香港的立场。在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中间。我一方面是受中国学者的影响,另一方面是受海外学者的影响。

最近几年,中国在汉学方面研究很多,得到了巨大发展,新出的书和杂志多得不得了,看不完。不光是数量增多,质量也有提高。以前在学术方面,西方人觉得中国人不太会做,但是现在不同了,发表文章的格式和质量都不输给西方了;以前西方人做研究,觉得自己做就行了,中国的东西不用管,但是现在西方人做研究,觉得必须依靠中国人的研究成果,中国学术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。

  洪子诚: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界得了焦虑症,在对现实不满的同时焦躁地期盼着出现大师、伟大作家和文学辉煌的时期。上世纪30年代,鲁迅提出,我们为什么没有托尔斯泰的法文?上世纪50年代,有人激情地呼唤中国托尔斯泰的出现。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有著名的批评家说我们要是有200个张爱玲就好了。有的学者也受到传染,说为什么没有出现杜甫,为什么没有《红楼梦》这样的巨著,为什么当代没有鲁迅,没有出现大诗人。

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杨富雷——

  一方面,从德国20世纪文学来看,德国不少作家受到中国的影响。另一方面,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,1994年,我有机会在北京大学呆了3个月,对中国的观点完全变了,开始研究中世纪的中国文学,一般我会用王国维等人的文学思想。

要达成真正的理解,我们不仅要做“西方人”或者“中国人”,还要做人,要更深地研究双方的语言和文化。在欧洲的大学,有关中国哲学、历史、文化和宗教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中文系或亚洲研究所进行,这是欧洲汉学界面临的问题。如何分享中国的经验?在中国如何进行有关西方的研究和教学?我们要在怎样的基础上进行交流,作为汉学家和中国的西方专家,我们应该修改双方对他者的独占形象,增进相互了解并建立更深的友谊。

  中国方式还是西方方式?

中国文化是活出来的态度

  中国知识分子之痛

分享中国的经验

  高利克:我认为比较多的中国文学专家不大了解顾彬,我告诉你们,他喜欢中国,他喜欢中国的现代文学、古典文学。他对当代文学有看法,你们不能说当代文学什么都是好的。实际上有几位作家写的东西确实是垃圾,所以他才批评。

1947年,他曾经在中国呆过6个月,学习中国语言。呈现在他面前的,是一个全新的国家,当然,他看到了贫穷、饥饿。现在,欧洲人认为,中国将在经济上领导世界。“我到商店里去,几乎所有的电视都是‘中国制造’。”鲁惟一先生笑着说。

  本报记者 杨桂青

斯洛伐克科学院研究员高利克——

  中国文学百年焦虑

顾彬的观点一向不乏人们所认为的“偏激”,他之所以引起重视,不外乎他长达半个多世纪潜心的汉学研究基础,和对中国文学一直充满激情和热爱。他说他为此放弃了对一个西方人来说至为重要的神学。

  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,中译德国文学作品堆了一大屋子,而德译中国文学作品只占了个小屋子。

现在,瑞典有非常多的人想学汉语。上世纪90年代,我上中文系的时候,全班只有十几个学生。现在,每年录取100多个学生。一部分人学汉语是为了经商,一部分人是想当汉学家。瑞典国民对汉学并不太感兴趣,但他们知道孔子,知道我们国家有个孔子学院,只是不知道儒家思想的内容。他们对中国的饮食文化、音乐文化、服装文化都很感兴趣。

 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 顾彬

中国人现在写书太多了

  我们首先要走出文化本位主义的“万里长城”,要有一种真正的尊重差异、尊重他者的对话。

喜欢中国文化没商量

  内山完造写的书是赞美中国的,鲁迅对这种表扬持谨慎态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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